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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读者
浮云一别，流水十年。岁月流转中，究竟什么力量岿然不动？是什么让生命超越了时间？
站在2017年的起点，我们深情回望，致敬过去一年告别这个世界的文化大家。杨绛、庄奴、陈忠实、叶秀山、陆谷孙、梅葆玖、阿尔文・托夫勒、翁贝托・艾柯、孔飞力、阿巴斯・基亚罗斯塔米、扎哈・哈迪德……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做客“足音”栏目，有的却成了我们未了的心愿。这些远去的背影，仿佛我们时代的指针。他们对真执着不已，对善坚守不移，对美深爱不悔；他们在无数个暗夜里秉烛探幽，无数次失败中痴心不改，无数的喧哗中致力前行；他们与时间赛跑，与时代同行，与文明同心；他们或以凌空高蹈或以浅唱低吟，共同诠释了这生生不息、永不落幕的人生。2016年，他们一一化作夜空中最明亮的星，闪耀在苍穹，烛照在前路。
生命之沙永不会流逝。我们与这些文化大家相遇，重逢，却永不告别。我们重温他们的文化信仰，叩寻他们的精神密码，是对昨天的致敬，更是对未来的召唤与祝福。
新春在望，我们许下新的愿景，召唤我们的“黄金时代”，祝福我们的中国梦。文化昌荣，梦想永存！
标题书法：梁永琳
版式设计、人物速写：蔡华伟
杨 绛
保其天真素心志 成其自然读书人
1983年，杨绛写了一则名为《孟婆茶》的散文，记述她做过的一场梦：
梦中，她随逝去的人们坐上一列露天火车，在云海里驰往西天，列车上对号入座，她自己拿着一张模糊的号码牌前后找去：教师座，满了，没她的位子；作家座，也满了，没她的位子；翻译者的座，依然没有她的位子……
30多年后的2016年春末，杨绛真的上了这趟露天火车，从“人生边上”驶了出去。恐怕依然是没有座位吧，学者、作家、翻译家、知识分子、文化老人，她都是，但又不那么“是”。
或许更恰切的身份是读书人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不缺的而今却渐渐面目模糊的读书人。杨绛企慕苏东坡所谓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，庄子所谓“陆沉”，和钱锺书一样，她终其一生不过也是想做做学问，上承传统，旁汲西洋，穿隐身衣，做素心人；与此同时，他们又都有“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”的性情一面，打开270万字的《杨绛全集》，便可知道她把格物致知用于一个多么开阔的世界，几乎一生“随遇而作”。
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上海，迫于生计而写剧本《弄真成假》《称心如意》，一鸣惊人； 50年代后作为外文研究工作的一种延伸，翻译《小癞子》《吉尔・布拉斯》，甚至自学西班牙语翻译《堂吉诃德》；80年代，拿出“哀而不伤，怨而不怒”的散文《干校六记》；77岁出版小说《洗澡》；90年代初又动笔写长篇小说《软红尘里》……细水长流，自自在在，不逐时代风尚，却文武昆乱不挡，生旦净末满来。
“1997年早春，阿瑗去世。1998年岁末，锺书去世。”这是杨绛生命中最大的“一遇”。
她靠着整理钱锺书的学术遗物、靠着翻译柏拉图的《斐多》来汲取一种精神上的高贵鼓励，她在《我们仨》中写出了最沉痛的世间好物的失去，在《走到人生边上――自问自答》中将自己的生死之思和盘托出……这一切，让杨绛在更广的范围内被阅读和了解。
钱锺书心中“最才的女、最贤的妻”，留下给“我们仨”打扫战场的人，活了105岁、长得不止一个时代的老人，没有谁比她更适合说出：这个人世，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，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。
杨绛去世的消息一度刷满了朋友圈，怀念的文章、拼凑的轶事，甚至假托的感言甚嚣尘上，批评与辩护各执一端。热闹背后不是别的，是稀缺――说老话的人越来越少，读书人的“天真”越来越少，从生活处锻炼而来的结实的教益越来越少。我们饥渴地在为自己“创造”些老人、老话、老先生，试图去留住更多纯正的品色。
“它认识到什么是真实而神圣的，就单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粮食”，这是杨绛翻译《斐多》中的一句。“粮食”一词，我看到之后，再没忘记。（胡妍妍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