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节过后,一出讲述年轻女孩反对母亲索要“天价彩礼”的地方戏《退彩礼》在山东菏泽震动十里八乡,并被《新闻联播》报道……
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,不少代表委员也谈到“天价彩礼”现象,并提及一些具体措施。
3月6日,在山东省代表团的小组会议上,全国人大代表沙元菊发言的题目就是《打击“天价彩礼”,防止因婚致贫、因婚返贫》。她的家乡在山东省菏泽市,正是戏曲《退彩礼》上演的地方。
沙元菊是山东曹县诚辉皮毛经贸有限公司的车间主任,作为一名农民工代表,她注意到,高彩礼在当地农村地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,有些地方的彩礼至少要10万元。
她走访过一个家庭,孩子的母亲瘫痪在床,父亲走不稳,家庭负担很重,绝不可能承受得起当地流行的“万紫千红一片绿”和“一动不动”――“万紫”指的是1万张紫色的5元钞票,“千红”指1000张红色的百元钞票,“一片绿”指的是1张绿色的50元钞票,这些加起来已是15万余元;“一动”和“不动”则分别对应汽车与房子。
“家庭条件不好的,结婚就可能致贫。”沙元菊告诉中国青年报・中青在线记者。
在同一天的政协会议上,全国政协委员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贵宝也表示,“天价彩礼”会导致“因婚致贫”现象,结婚成本过高使很多家庭的发展后劲不足。
“高昂的彩礼超出了很多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,也容易引起家庭矛盾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市长马汉成说。
曾有媒体报道,在高彩礼现象比较严重的甘肃庆阳一带,因婚姻变故,“索回彩礼”的纠纷呈上升趋势。极端案例中,还出现过因索要彩礼导致的恶性刑事案件。
孙贵宝认为,农村“天价彩礼”盛行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,一些偏远的贫困乡村没有建立完善的养老机制和社保体系,农民年老后缺乏经济来源和社会保障,彩礼成了一种变相的保障。
马汉成还注意到:“现在结个婚,往往是小两口富了,父辈穷了。”他对中国青年报・中青在线记者说,老人辛苦一辈子,给新娘家的彩礼其实转移到了年轻夫妇那里。
沙元菊在发言中分析说,适婚男女比例不平衡也是“天价彩礼”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这和农村地区过去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导致出生比例不平衡,以及年轻女孩外出打工后留在城里不返乡有关。
“农民的‘传宗接代’思想和‘面子’观念又加剧了乡村内部的竞争。”沙元菊介绍,在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下,一些经济状况好、男孩自身条件好的家庭,往往等不到法定婚龄就给孩子订婚、办结婚仪式。剩下的“光棍”如果要结婚,也会采取高彩礼的方式,有的是迫于社会压力,有的是不甘示弱。这样的家庭,孩子即使靠借贷勉强结了婚,也可能“因婚致贫”或“因婚返贫”。
“职业媒婆”的“忽悠”也让沙元菊忧心忡忡:“这个群体往往是由一些油嘴滑舌、好吃懒做的农民组成,在利益驱使下,他们到男女双方家里反复沟通联系。”而“不能得罪媒人”这一观念已经深入到大部分农村家庭。“‘天价彩礼’在一些地方盛行,‘职业媒婆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”
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,全国人大代表、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曾告诉媒体:“每家家长都拼命给人家凑,实际上这是恶性循环,从根本上说,是贫穷产生了‘天价彩礼’。”因此,脱贫致富是反复被提及的解决“天价彩礼”问题的治本之法。
沙元菊也在发言中表示,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,一方面要将更多的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,科学利用旅游、种植养殖等优势资源让农民提高收入;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,改变一些农民的落后思想。
与此同时,“外力干预”也很重要。“首先对违反移风易俗工作的党员干部要严肃处理,对普通农民也要加强管理。”沙元菊说。
有些地方已经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。据报道,甘肃省崇信县尝试从法律角度入手,通过培训使村民在保媒拉纤过程中自觉与“天价彩礼”现象作斗争,从源头上预防媒人哄抬彩礼。此前,宁夏自治区彭阳县制定过一项政策,对彩礼和人情的最高限额作了规定。
在其他高彩礼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,也已有了类似尝试。安徽省砀山县文明委在2015年3月下发倡议书呼吁大家自觉抵制高额彩礼、大办宴席等不良现象。
针对“因婚致贫”的问题,甘肃省张家川县在发放精准扶贫专项贷款时强调,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应用于发展产业的专项资金,不能用作婚嫁彩礼或其他消费,否则一经发现,全部收回。
马汉成透露,固原市正在研究市级层面的有关指导政策,各县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限制高彩礼的举措。“我认为政府在这个方面要有作为。”马汉成说。
本报北京3月9日电